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原春琳
扼杀掉了。“在目前的某些情况下,上级要求的‘迎评’、‘预评’等等,实际是对造假者的鼓励与促进。”他说。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政府、社会与学校各归其位。评价权应该交给社会,管理权交给政府,办学权则交给学校。”郭传杰说:“像现在这样,政府既管又办还评,既失效率,更欠公平。社会应成为评价的主体,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估体系,由政府授权,以社会专业人士组成,随机性对大学进行评估。这种评价必须是公正的、科学的,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场进行,且体系是科学的,过程是透明的,结果是公开的,而且必须非功利、不‘迎评’。”
大学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
办学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是使大学失去应有特色的第三原因。
“如果一个学校定位是模糊的,追求是功利的,管理是行政化的,这样的学校自然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地位。办好的教育,需要教育家按教育规律办学。如果办学者不够教育家资格,社会条件再好,也办不好学。”郭传杰说。
当前,我国高教界的情况是,深谙教育规律的专家不能说没有,但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教育家少之又少。郭传杰认为,总体上,一般合格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创新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合格的教育家来治学,也因环境制约而难以发挥。
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郭传杰建议,一要培养并支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治学,二要让办学者能自主地根据国家的需求、自身的理念和学校的实际,确定学校的使命、愿景,制定学校的方针规划,安排从招生、上课到师资、科研等各个教学环节。办学者则要把构建自身特色作为大学发展的文化战略予以长期坚持。
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而中国的大学曾经都有个实体的围墙,这些年有所改观,有的变成了透绿的栅栏。但是,厚大的围墙起不了阻隔作用,社会上有的风气,学校里也都有反应。西方的大学则不同,他们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越其中,但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在无形中发挥了透析过滤的功能。
在郭传杰工作过的中国科大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培育这种科大的精神文化“围墙”:校内开会,不设主席台;彼此称呼,讨厌称官衔。“大学就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不能追求浮华时髦的商界文化,不能追逐庸俗低俗,不能搞整齐划一的‘模式’,因为,这些与创新都是不能兼容的。”郭传杰说。(本报记者 原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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