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作者:翟永明

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啊。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啊,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啊,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张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什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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